事件背景
一項對美國勞動史的研究發現，打字機的職場普及與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上升存在因果關係。研究者利用不同產業對速記員（打字員）需求的差異性作為自然實驗的工具，發現在高度依賴文件處理的產業中，打字機採用率越高，女性進入職場的人數越多，隨之而來的是婚姻率下降、生育率下降。
這不是因為打字機讓女性「更有競爭力」，而是因為打字機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工作崗位類別：打字員。在此之前，辦公室文件是由（通常是男性的）文員或律師助理手寫完成。打字機的出現讓「將口頭內容轉錄為文字」這項任務從男性掌控的職業路徑中分離出來，成為一個可以由女性完成的獨立崗位。
關鍵洞察：這不是效率提升導致的「需求擴張」（openings），而是任務重構（task restructuring）導致的「新角色創造」（role creation）。
為什麼這很重要
第一層：經濟現象
當一項新技術進入市場時，經濟學家通常預測會發生什麼？提高生產力 → 成本下降 → 需求增加 → 該產業聘僱更多人。但打字機的故事揭示了另一個機制：新任務創造新崗位類別，而這個新崗位恰好與既有的社會/性別分工邏輯不衝突。
在 1890 年代，讓女性進入「律師助理」或「文員」這樣的職業是不可想像的——因為這些角色與「男性專業人士」的身份緊密綁定。但「打字員」是新創造的角色，沒有既成的性別預期。雇主在尋找「誰來操作這台打字機」時，當時的社會規範允許他們雇用女性（通常薪資更低、被認為「手指靈活」）。女性因此獲得了經濟自主權的入口。
第二層：社會後果
經濟自主帶來的選擇權，重組了女性的人生決策。有薪資收入的女性面臨不同的權衡：結婚是為了經濟安全的必要性下降了；生育的機會成本（放棄工作機會）變得可見且令人卻步。這不是道德選擇，而是經濟邊際的轉移。
研究資料顯示，在高度採用打字機的地區和產業，白人女性的婚姻率明顯下降，生育率也隨之下滑。這反映的是一個深層的經濟真理：當一個人口群體獲得新的經濟機會時，他們對傳統角色的依賴程度會降低，進而改變他們對家庭決策的態度。
更廣的含義
這個案例揭示了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事實：技術變革不是中立的。打字機不只是一個效率工具，它是一個社會配置的轉折點。
相似的機制在其他地方重複出現： - 電話交換機的普及創造了「接線員」這個角色，大量女性進入該產業 - 計算機的出現創造了「程式設計師」和「數據輸入員」角色（早期女性佔多數） - 互聯網創造了「內容審核員」「社群管理員」等新任務
在每個案例中，關鍵不是技術本身有多強大，而是： 1. 技術創造的新任務是否與既有的權力結構衝突 2. 進入新任務的邊際成本（教育、社會接受度）有多低 3. 獲得新任務的人口群體是否因此獲得經濟協商力
對當下的啟示
今天，當我們談論人工智能對勞動市場的衝擊時，常見的預測是「失業」或「需求轉移」。但打字機的故事提醒我們，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：人工智能將創造什麼新任務？這些新任務會開啟哪些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？進而對社會結構造成什麼長期影響？
如果人工智能創造了一批新的「認知任務」（比如 AI 訓練、內容審核、資料標註），而這些任務又被分配給目前在勞動力市場邊緣的群體（比如全球南方的勞工、在家父母），那麼經濟邊際和社會結構都會重組。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，而是一個任務配置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