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件
2026 年 7 月，白宮宣布由哈佛天文物理學家 Avi Loeb 領導新成立的 UAP（不明異常現象）科學諮詢委員會。這個委員會由白宮、五角大樓、國家情報局長辦公室、FBI 和情報界共同建立，目標是「解明 UAP 的本質」。
但 Loeb 的學術紀錄存在一個問題：他是「'Oumuamua 外星太空船假說」的主要倡議者。2017 年，當這顆星際天體造訪太陽系時，大多數天文學家認為它是彗星或小行星。Loeb 卻在多篇論文和一本暢銷書中論證，'Oumuamua 很可能是來自外星文明的光帆探測器。
主流科學界對此有相當保留。NASA 的分析顯示，'Oumuamua 的運動軌跡完全符合非生物來源的物理解釋。但 Loeb 對此的回應是：這些都是「官僚說詞」，真相被壓抑了。
現在，這位天文物理學家將主導一個政府級的 UAP 調查。諷刺之處在於：這不是盲目調查，而是由已經確信「某個答案」的人來尋找證據。
為什麼這是「信號與雜訊」的教科書案例
信號與雜訊的區別不在現象本身，而在觀察者的心智濾鏡。
1. 確認偏誤（Confirmation Bias）：Loeb 的學術生涯已經投入數年論證「外星訪問是真實的」。現在給他一個聯邦調查的主導權，相當於給確認偏誤配一個放大鏡。他會用什麼標準評估新證據？ - 無法解釋的現象 → 「看，這支持外星假說」 - 可以解釋的現象 → 「這太常見了，不是我們要找的信號」 - 與假說衝突的數據 → 「可能是觀測誤差」
2. 信號的定義由已有信念決定：科學應該讓證據說話。但在確認偏誤下，「信號」的定義會預先偏向某個假說。 - 如果你相信外星訪問，一個無法立即解釋的紅外現象 = 信號 - 如果你相信自然解釋，同一個現象 = 雜訊（暫時未理解的常見現象）
3. 權力結構的放大：Loeb 作為委員會主席，他的假說不再只是「一位科學家的觀點」，而是聯邦調查的官方框架。其他委員成員（不管多有才華）會受到主席信念的框架束縛。
歷史類比
這個案例讓人想起冷戰時期的 Velikovsky 事件（1950 年代）。Immanuel Velikovsky 主張行星碰撞導致聖經災難。他在大眾中引起轟動，但被主流科學家系統性質疑。不同之處在於：Velikovsky 沒有被美國政府聘用來驗證他自己的假説。
或者更近的例子：俄羅斯的「月球古代文明」傳聞。蘇聯時期，如果蘇聯領導人決定聘用該傳聞的信奉者來「科學調查月球」，會發生什麼？調查會變成驗證、而非發現。
為什麼這件事具有制度風險
信號與雜訊的區別只有在觀察者心智中立時才有意義。
一個中立的科學委員會的工作流程應該是： ``` 收集數據 → 提出多個假說 → 試圖反駁假說 → 排除不符證據的假說 → 剩下的假說（暫時成立） ```
但當主席已經預設「外星訪問真實存在」時，流程變成： ``` 收集數據 → 尋找支持外星假說的證據 → 低估反方證據 → 強化外星假説→ 尋求更多「支持」證據 ```
這是一個反饋迴圈。隨著時間推移，「不明現象」會被逐漸歸類為「外星活動」，不因為證據變強，而因為框架已經設定。
更深層的問題：誰來確認確認偏誤？
Loeb 本人會堅決否認他有確認偏誤。他會說：「我只是對證據開放。」這正是確認偏誤最隱蔽的地方——它在患者眼中看不見。
Charlie Munger 說過：「人類最容易受騙，就是自己騙自己。」Loeb 很可能真心相信他在「追求真理」，而不是在「找能支持的證據」。這兩件事在心理上沒有區別。
制度設計的啟示
好的調查制度應該： 1. 多元假說代表：委員會應包含「外星假說懷疑者」和「自然現象解釋倡議者」，並讓他們平等代表。 2. 預先設定反駁標準：在收集證據前，定義「什麼樣的數據會推翻外星假説」——否則任何詭異現象都能被解釋成支持。 3. 盲測設計：分析員不知道數據來源（軍事 vs. 民間 vs. 模擬）的情況下評估現象。 4. 獨立審視：結論發表前讓獨立的懷疑派科學家審視方法論。
白宮的現有設計違反了這些原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