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件
首爾市教育廳2026年6月宣布禁止中小學生在期末考試中戴著AI眼鏡參加。理由很簡單：擔心學生用眼鏡即時查詢答案、或透過網路連線與他人協作作弊。學校被要求提前告知學生及家長，違規者一律按作弊處理。
為什麼這件事值得關注
這不是一場簡單的「打擊作弊」新聞。它揭露了現代社會的一個根本性張力：技術創新的速度已經遠遠超過制度適應的速度。
### 表面現象：考試紀律崩解
AI眼鏡本身不新奇。但它在考試場景中的應用引發的問題是： - 傳統考試設計假設學生只能用大腦 - AI眼鏡打破了這個假設——它變成「外置大腦」 - 監考老師用肉眼看不出學生在做什麼（眼鏡遮住視線） - 即使看出來，也無法區分「合法的視覺輔助」（如眼鏡）和「違法的作弊工具」（如同款眼鏡但啟動AI模式）
### 深層結構：制度落差
這反映出Ogburn在1922年提出的「文化滯後」（cultural lag）現象：
1. 技術層變動快：AI眼鏡從實驗室原型 → 消費產品 → 學生背包，只用了3-5年 2. 制度層變動慢：從發現問題 → 教育部門研究 → 發出正式通知 → 執行層理解，往往需要1-2年 3. 結果：在制度反應之前，已有大量學生嘗試用眼鏡作弊、已有無數教室秩序被動搖
制度滯後的三重危害
### 危害一：規則的合法性危機
首爾教育廳的禁令看似果斷，但它來得太晚。許多學生已經習慣用AI眼鏡做功課、考試時「自然而然」帶進去。突然禁止會被學生視為「你們現在才反應過來，怪誰？」規則的合法性（legitimacy）因為滯後而受損。
### 危害二：執行的可操作性困境
「禁止戴眼鏡」容易說，執行呢？ - 普通眼鏡也禁？矯正視力怎麼辦？ - 如何檢查眼鏡是否啟動AI功能？用什麼檢測儀？學校預算夠嗎？ - 邊界在哪：隱形眼鏡能戴嗎？腕帶型設備呢？
制度設計者往往陷入「追著技術跑」的被動窘境，來不及深思規則的細節就必須倉促上線。
### 危害三：信任與創新的兩敗俱傷
- **對學生**：頻繁的臨時禁令讓學生感覺規則不穩定、不公平（「為什麼去年可以帶、今年不行？」）
- **對創新企業**：消費級AI眼鏡廠商看到教育場景被禁用、就喪失一個潛在市場。企業會問：「下一個應用場景會不會也被禁？」導致AI眼鏡整個生態的投資冷卻。
歷史上的制度滯後案例
這不是新現象：
1. 網路時代：P2P檔案共享（Napster、BT）已經普及，唱片業才開始控告用戶、才有iTunes出現 2. 汽車時代：內燃機車已經滿街跑，各國才逐漸統一駕駛執照、道路標誌 3. 社交媒體時代：Facebook已有10億用戶，各國才開始制定《數據保護法》（GDPR在2018年才生效）
每一次，制度都是在技術已經改變日常生活後、才被迫跟進。
為什麼制度永遠追不上
### 原因一：制度的高摩擦成本
改變一項教育政策需要： - 多個利益團體同意（教師工會、家長會、校長、教育部） - 法律框架的修改（往往要走議會程序） - 基層學校的執行訓練 - 至少一個完整的學年周期來驗證成效
而一個新科技產品可以在6個月內迭代5個版本。兩者的速度本身就不對稱。
### 原因二：預見的困難
教育部門在AI眼鏡還是實驗室產品時，很難想像它會變成普及消費品。官僚體系通常採取「事後反應」而不是「超前部署」。因為超前部署的成本（制定一個可能永遠用不上的規則）被視為浪費。
### 原因三：技術本身的模糊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