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件
2026 年 6 月，美國政府對 Anthropic 旗下的 Fable 和 Mythos 兩款最強大的語言模型施加出口管制，目的是防止這類先進能力流入中國等戰略競爭對手手中。但這項舉措立即招致來自數十位網路安全專家的集體抗議。
這些防禦專家指出，政府的禁令會直接削弱他們保護美國企業、政府機構和基礎設施免受駭客攻擊的能力。他們認為，這些最強模型正是檢測漏洞、分析攻擊代碼、設計防禦系統的關鍵工具——限制國內防禦陣營無法使用，等於讓進攻方相對變強。
深層背景
這不是孤立事件。美國政府面臨的困境是：
1. 出口管制的經典邏輯：如果先進模型被禁止出口，敵對方就拿不到→敵對方變弱。 2. 國內防禦的反邏輯：但國內最好的防禦者（安全公司、駭客研究者、政府網路戰部隊）恰好需要最強工具→限制他們，防禦方變弱。 3. 不對稱性：駭客、敵國網路部隊通常是「進攻側」，他們可以用較弱的模型發動攻擊；防禦者需要更強的模型來預測、檢測、對抗。限制防禦者等於改變攻防比例。
為什麼是悖論
古典出口管制理論假設「限制敵人取得工具 = 敵人變弱」。但在防禦軍備競賽中，這個假設破裂了：
- **不對稱受傷**：國內防禦者受到政策直接約束（合法、透明、可驗證），敵對方不受約束（地下、分散、難以驗證）。
- **主觀防禦困難**：防禦永遠是被動的、需要應對未知的攻擊方向，因此需要最強工具；進攻可以是有限目標、用較弱工具達成。
- **時間不對稱**：戰時政策突然禁用某工具，防禦組織需要時間重新適應；攻擊者可能已在禁令生效前囤積或用其他方式適應。
歷史回聲
Thomas Schelling 在 1960 年《衝突的策略》中稱之為「安全悖論」（Security Dilemma）：一國為加強自身安全而採取的行動，在另一國看來是威脅，促使對方反制，結果雙方都更不安全。
類似悖論在網路安全領域反覆出現：
1. 2015 年 Apple vs FBI iPhone 解鎖案：FBI 要求 Apple 留下後門以便獲取恐怖分子手機數據，但網安社群警告：任何後門都可能被其他國家利用、削弱所有使用者安全。政策面試圖「捕捉一個壞人」反而「暴露所有好人」。
2. 密碼學出口禁令（1990s）：美國禁止強密碼演算法出口，假設國外敵人拿不到先進密碼→敵人無法竊聽通訊。但實際結果：美國企業與盟友在國外市場競爭力下降、各國紛紛開發自己的密碼體系、最終美國反而失去了密碼領域的絕對優勢。
3. 源碼審查戰：政府要求科技公司提交源碼供檢查、防止後門。但防禦者和企業發現，一旦源碼被政府掌握，它也可能被竊取、改竄、或被國家級對手利用。給政府一把鑰匙，等於給所有想偷鑰匙的人留下了目標。
Anthropic 的兩難
AnthropicFable 和 Mythos 被視為行業最強模型，據報可執行複雜推理、代碼分析、多步驟規劃。從企業角度：
- **出口禁令方的邏輯**：中國不應取得這類能力，防止其網路戰能力超越美國。
- **防禦側的邏輯**：Anthropic 本身就是美國公司，國內防禦者（包括政府機構）應優先取得、用於硬化美國的防禦。禁止國內使用，反而讓敵對方相對變強。
悖論的三層結構
1. 第一層（明面）：禁止出口強模型給敵人 → 敵人變弱。 2. 第二層（隱含）：但禁令會同時約束國內防禦者 → 防禦方變弱。 3. 第三層（反諷）：當防禦方變弱到一定程度，敵人進攻成功率上升 → 最後的「安全」反而下降。
這就是為什麼網安專家說政策是「危險的」——不是因為他們支持技術外泄，而是因為政策在追求安全時、反而降低了安全。
解困之道的兩難
政策制定者陷入了難題：
- **完全開放**：國內防禦者可用最強工具，但敵人也更容易獲取。
- **完全禁止**：敵人更難獲取，但國內防禦者被綁手綁腳。
- **有差別供應**：只給政府、大企業，不給小公司或學術機構→但監管成本龐大、邊界模糊、容易政治化。
- **超前佈局**：提前給國內防禦者充足的先進工具，建立防禦優勢、再考慮出口管制→但這需要承認「防禦競爭」優先於「限制敵人」。
目前美國政策看起來選了「完全禁止」路線，結果網安社群在抗議。這反映出一個更深的制度問題：出口管制部門（國務院、商務部）和防禦部門（國防部、網路戰司令部）的目標不完全一致。前者要「限制敵人」，後者要「強化防禦」——兩者在某些領域是反向的。
未來
隨著人工智能在網路安全中的角色越來越關鍵，這個悖論會更尖銳：
- AI 模型既可用於防禦（檢測攻擊、預測漏洞）也可用於進攻（自動化滲透、社工釣魚）。
- 一項「保護」敵人不得強模型的政策，必然也會約束國內防禦者。
- 政策制定者必須明確：是追求「絕對禁止敵人」還是「相對防禦優勢」——兩者要求截然相反的政策。
Anthropic 的抗議只是開始。未來幾年，美國會在「開放 vs 管制」這條線上反覆搖擺——每一次選擇都會有輸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