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件
2026年4月，紐約市長埃瑞克·亞當斯與市議會議長朱莉·梅尼恩聯合呼籲州政府縮減「穿透實體租稅抵免」（PTET）的優惠幅度。該項優惠原本允許對沖基金、私募股權等機構透過法人結構設計，規避聯邦政府對州與地方租稅抵扣的上限限制。市政府估計，將抵免比例從100%降至75%，可新增近10億美元稅收，用於填補24個月內的54億美元預算缺口。
背景脈絡
「穿透實體」（pass-through entity）是一種常見的商業結構，利潤不在企業層課稅、而是直接傳遞至所有者繳稅。聯邦層面對州與地方租稅抵扣設有上限（如每年1萬美元），但紐約州在2021年創設了PTET優惠，讓投資機構可以繞過這道聯邦門檻，在州層級進行額外抵扣。理論上這項政策旨在吸引金融機構落地紐約，但實際上卻成為高淨值資本進行租稅最小化的工具。
租稅套利與政治反彈的動力學
這個案例展現了一個不變的模式：
第一階段 — 套利擴張：規則創制時多以「經濟發展」或「競爭力」為名義，但實際受益者多為掌握資本與法律資訊的少數人。初期政治阻力低，因為受損規模尚未明顯。
第二階段 — 規模化與可見性：隨著時間推移，套利參與者增加，稅收損失積累。一旦損失總額威脅到公共財政（如紐約市的54億美元預算缺口），政治話語權轉移：媒體開始報導「富人逃稅」，中產階級感受到公共服務縮減，政治人物發現批評現有稅優比支持它更能獲得選票。
第三階段 — 重新定義合法性：市政領導人開始用「公平」而非「合法」來框架化問題。10億美元的新稅收可以用於公立學校、基礎設施或警察經費——這些都是直接影響選民福祉的議題。原本被視為「合理商業結構」的PTET，逐漸被重新標籤為「稅務漏洞」。
第四階段 — 規則調整：政治勢力方向改變後，修改規則的成本變低。雖然影響的企業會組織遊說，但當地方財政危機足夠深重時，政治人物為了連任或上升，往往願意犧牲企業遊說者的利益。
經濟邏輯 vs. 政治邏輯
從經濟效率角度，租稅套利者會論證：「我們遵守規則進行合法規劃，這刺激了紐約州的金融產業發展，帶來就業與稅基。」這個論點不假，但它忽視了一個政治事實：當受益高度集中（金融精英）、而損失卻分散到大眾（公共服務縮減）時，民主制度會傾向於重新分配。
這不是「公平」的勝利，也不一定是「更優的政策」。它只是反映了一個基本規律：租稅套利的永續性，終究取決於政治聯盟的強弱，而非法律條文的清晰度。